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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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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大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近代化先驱。他所处的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是世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潮流激荡和相互作用的时代。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经过近30年的斗争,君主立宪制度终于确立。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相继的两次革命,直接催生了两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欧洲成为各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到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大陆取得全面胜利,封建专制统治在这里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人民开始享受民主权利,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在东方,日本在西方列强敲开国门后,开始明治维新,提出“脱亚论”,使自己逐渐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社会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化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新的调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几乎在政治革命的同时,产业革命也在英国发生,并很快向欧洲的其他国家扩展。在这场产业革命中,新的原料、能源的应用,新的机器的发明,使社会经济从农业、手工业经济迅速向工业制造业经济转变,城市兴起,社会生活日新月异。
    17世纪中叶开始的政治革命及相继而来的产业革命,使人类踏入现代化的轨道,开创了新的历史纪元,形成了新的时代潮流。但是,当时的世界并没有因此就成为美好的天堂。即使在西欧,广大人民并未充分享受到革命的成果,社会矛盾激化;1870年,法国巴黎公社的斗争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至于世界其他各地,如非洲、亚洲等相对落后地区的人民,更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掠夺的对象。
    在中国,与英国革命同时,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依靠传统的农业和军事装备,清朝曾经成为一个东方强国。但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与民族压迫政策的阻碍,它逐渐由盛而衰。到19世纪前期,清朝政府就已经腐朽到难以和西方列强相抗衡了。这样,在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中国很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共管瓜分的对象。清朝封建统治者与西方列强互相勾结,致使中国人民既受封建压迫之苦,又受列强欺凌剥削之害,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近代化进程,使之成为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这样,救亡图存就成为中国人面临的严重问题。
    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初,林则徐曾经领导过抗英斗争;后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继之而来的是维新运动——戊戌变法,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当然,更遑论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时代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推上了历史舞台,经过多年的酝酿,1911年10月10日,一场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从此有了新的希望。
    历史永远铭记“孙中山”这一名字,是他领导了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

    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地区。香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南缘,澳门曾在它的辖境范围,与香港距离也不远。鸦片战争以后,珠江三角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掠夺的重灾区,但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也使这一地区的人民能较早以世界全局的观念来审视和处理问题,从而孕育出爱国、“敢为天下先”的优良品格。正如孙中山所指出:他的故里“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
    时代与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孙中山的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他向往洪秀全领导的反对清朝暴政的太平天国运动,不满封建陋习和各种丑恶现象,13岁就远赴檀香山求学,接受欧美科学文化知识,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在对比中外社会不同状况后,逐渐萌发民族和民权主义意识,把“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作为为之毕生奋斗的理想。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社会变革纲领。虽然未被采纳,但从此认清“和平手段”不可复施,坚定地转向民主革命,并在长期战斗后,最终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历史写下崭新的篇章。
    孙中山的革命业绩主要体现在:
    提出并不断完善民主革命纲领  近代中国社会交织着双重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既备受帝国主义的侵凌,又饱尝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更承受封建主义的压榨。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初步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思想纲领。光绪二十一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潜心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实地考察西方社会制度,发现“国家富强”、“民权发达”的“欧洲列强”也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认识到要“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于是提出了民生主义。20世纪初,他丰富并发展了民主革命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他明确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启发,在五四运动爆发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是革命的坚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民国13年(1924)1月,他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实现国共合作,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实践,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誉为“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建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  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伊始,就把建立革命团体作为当务之急,并逐渐认识到建立全国性的、步调一致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时代和革命的迫切需要。光绪二十年(1894)冬,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可视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是革命民主派建立的最早的政党组织。但是,兴中会未能在国内立足生根,与内地革命力量联系较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重较小,难以承担“革命之中枢”的大任。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倡导下,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组织的成员为基础,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此后,同盟会在不断高涨的民主革命浪潮中成为重要的领导中枢,并成功地组织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这是孙中山所作的结论,也是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
    提倡并实行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至感“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甚至实行君主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于是创建兴中会后,他立即倾尽全力组织武装反清斗争。继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未遂,又于光绪二十六年发动惠州起义。在同盟会时期,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911)春,他相继领导了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广州黄花岗起义等8次武装斗争;并参加镇南关战役,登上镇北炮台亲自向清军开炮。持续不断的反清武装斗争,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并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广大民众,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事实证明,面对顽固不化的封建统治者,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将它彻底打垮,为社会变革扫清障碍。
    在曲折中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仅仅一个多月后,全国就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宣布“独立”,封建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孙中山于12月下旬从美国经欧洲返抵上海,被各省代表推举为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创设共和国充满着斗争。清朝政府垂死挣扎,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袁世凯成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对手,立宪派卷入革命浪潮却加重了形势的复杂性,并为“非袁莫属”的舆论推波助澜,革命队伍内部“革命党消”的论调一度造成党内的思想混乱,这些因素构成了当时险峻的形势,使民主共和国在初生之际就面临着厄运。孙中山在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上,要求同盟会员紧密团结,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政纲。同时,重申南北议和决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目的”。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他阐明自己的职责:“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组建和主持临时政府困难重重,孙中山在短短的3个月中殚精竭虑扶植新生的共和政体。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临时参议院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起草过程中,孙中山强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希望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主权在民”原则。孙中山在职期间,共公布39项法令,在政治上主张革除封建陋习和发扬民主共和精神,在文化教育上倡导除旧布新,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在经济上鼓励工商业和农垦业的发展。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孙中山仍一如既往地维护共和原则,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反袁、护法等运动和北伐战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孙中山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以毕生精力,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总结和创立以三民主义为主干的完整的民主革命与近代化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主义  孙中山在农民阶级和下层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民族思想”的基础上,淘汰其中“笼统的排外主义”和落后的“宗法”色彩,承袭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的观念,从欧美吸收思想养分,把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口号和美国民主主义政治家林肯的“民有”主张加以融会,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基本内容是“反满”,力求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封建统治。“反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经成为具有广泛动员民众作用的口号。避免瓜分共管厄运,救亡图存,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主题,待到民国初年,更提出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和收回租界等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的主张。因此,他所提出的民族主义,实际上体现了人民群众挣脱双重民族压迫枷锁的愿望,顺应觉醒的亚洲“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势,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经过反思,把民族主义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首要任务,同时也从时代的高度提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经历了“五族共和”、“民族融合”的不断探索,他最后确认“民族自决”原则,使民族主义成为“国民革命”的共同旗帜。
    民权主义  作为三民主义革命政纲的核心内容,包含了国体与政体问题。孙中山发扬农民战争反抗封建暴政的战斗精神,学习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吸收古代中国某些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熔铸民权主义。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要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提倡以“国民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代之以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揭露和批判实际上成为官僚、军阀、政客的“三专制政治”的“假共和”,要求实现真正的共和。孙中山十分重视政体的擘画,以“革命程序论”表述民主建政的过程和阶段划分,“政党政治论”阐明“共和政治”、“代议政体”的一些基本原则,“权能区分论”确认民众有“权”和政府有“能”,“地方分治论”和“全民政治论”成为民主建政的具体方案,“五权宪法论”成为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革命”旗帜,作为当时先进的政纲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起过重大积极作用,不仅使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走向终结,而且使后来任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帝制复辟只能成为一幕幕短命的丑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重新阐释民权主义,进一步批判封建暴政,揭露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与帝国主义相互“利用”的关系,对西方的民权制度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力求建立能够“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最新式的共和国”,以“适合于现代中国革命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权主义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从而成为“国民革命”的又一面旗帜。
    民生主义  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倡导的“社会革命”的旗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使中国陷于贫困落后。封建主义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桎梏,封建土地所有制更是中国贫困落后的内在根源。消除经济发展障碍,促使国家富强,成为当时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目标,构成一切进步社会运动的主要内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方案。它摒除农民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资本主义化思想而抛弃其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吸收西方社会经济思潮“土地国有论”者约翰·穆勒、“单一税”方案倡导者亨利·乔治的学说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古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经济见解。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土地与资本问题。关于土地问题,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提出实现“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原则,防止土地垄断,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关于资本问题,孙中山把“节制资本”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认为这样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避免文明的恶果”,又能“合全国之资力”、尽快改变“不发达”的状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土地问题上,他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由国家授田或租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国家的土地来源基本上靠“照价收买”和没收地主未能照章纳税部分。在资本问题上,他主张通过“节制资本”,“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同时,提倡“发达国家资本”以解决“生产不足”,并从速“振兴实业,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
    经济建设思想和方案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大致包括区域建设、交通、农业、工业、钱币革命、开放主义等六个方面。
    区域建设方略是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三大港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两个方面。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从地域空间规划中国实业发展的三大经济区,分为北部工业区、中部工业区和南部工业区。在每个区域内,根据资源情况和区位位置,规划不同的产业模式,且无一例外地都规划一个大海港作为中心。通过海港建设,促进资源开发,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实业计划》中,包括交通规划、发展经济战略和西部开发计划。在考虑建设三大经济区域的同时,又注意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既要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又突出利用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等优势。
    孙中山的交通建设思想包括“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公路与河运建设三个方面。他明确指出交通在经济建设计划中具有特殊地位,即为各种实业之首,并称其为“实业之利器”,认为无交通其他实业则无法发展。孙中山交通建设构想是铁路、公路,河运、海运同时并举,形成纵贯全国的水陆交通网,其中铁路居优先地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极力倡办铁路,并进行具体筹划,先后提出“三干线”方案、“六干线”方案和“六大系统”方案。孙中山提出修建“100万英里”公路的设想,并具体规划了筑路的方式。孙中山认为,河运建设是为了取得“廉价之运输”,使偏僻地区的物产能循水道运往各地,直至由大海港出口各国。又能“防止水灾”,解除人民痛苦,拯救人民生命和财产,以及“填筑新地”。
    孙中山的农业建设思想包括民以食为天、兴农新法和移民垦荒三个方面。孙中山借用“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强调吃饭问题关系民生大计,而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得增加粮食生产,农业必成为重要的产业。“兴农新法”兼有政策层面与技术层面的涵义。在政策上,孙中山主张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其他保护农民的政策。他还从振兴农业的意义上阐明垦荒的必要性,强调“无遗地利”至关重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粮食和食物的需求,也必将与日俱增,垦荒——扩大耕地面积,便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孙中山认为移民垦荒既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可以解决民国初年的特殊困难。
    孙中山的工业建设思想包括工业化为必由之路、“工业之本部”建设、“工业之根本”建设三个方面。工业化思想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工业化不仅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能够输入社会文明。孙中山确信机器制造和矿业开采是“工业之根”,而“工业之本部”建设,是满足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开列“第五计划”,专门为“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和“印刷工业”进行规划。他还主张注重发达“本部工业”,优先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利用中国已有条件及国际力量,加速本部工业发展,力求两大类工业协调发展。
    孙中山的金融思想包括钱币革命为“天然之进化”观和设立金融机构两方面。他强调银行操纵社会金融大权,它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实业的振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主张设立中央银行、联合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等三类银行,各自发挥效能。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包括全面开放和必须保持主权两个方面。孙中山主张的“开放主义”,其内涵是敞开国门,吸收和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资金与人才等。孙中山把“门户开放”作为一项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基本国策,是对帝制时代“闭关主义”的否定。但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即是既要“门户开放”,又必须保持“完全主权”,对外开放的目的在于增强自身实力,从而更好地维护主权。他指出对外来事物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相结合。他晚年提出的“以俄为师”,也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强调保存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地位。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经济建设思想,在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具有不可或替的参考价值,体现了孙中山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奉献了伟大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同时,还以其崇高的精神丰富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
    爱国爱民精神  孙中山生长在农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贫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以此减轻乡民和父母的负担。在关心农民生活的同时,他还关怀工人阶级、青年学生等的疾苦,他曾希望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服务大众。但当他认识到国家衰败和人民贫穷的根源后,毅然放弃行医济世的理想,走上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道路。因为,“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他的革命动机,就是要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解除人民的痛苦。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孙中山表示:“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政纲既是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的,人民今年有什么要求,我们便要规定一种政纲;如果人民明年有别种要求,我们政纲便要依他们的新要求,重新去规定”。这充分表明孙中山对国家和人民充满无限的热忱。
    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  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首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清政府悬赏通缉,在英国伦敦“被难”,更曾经被一些国家的政府所驱逐。长期的流亡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艰难险阻,从未动摇孙中山的革命意志,他屡败屡战,及时总结失败原因,探索革命的新方略。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二年(1910)他共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但都因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而失败。他一次又一次地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直至最后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稍后,为捍卫民主共和体制,他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军阀、官僚政客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作长期的斗争。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都未能达到共和的目的。民国12年初,他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从而开创了国民革命的大好局面。民国13年,孙中山因长期艰苦斗争而积劳成疾,仍毅然扶病入京商讨国事,反击段祺瑞的倒行逆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频呼“和平”“奋斗”“救中国”!鼓励同志完成未竟事业。孙中山在谈到自己的革命活动经历时曾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孙中山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近四十年政治生涯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青年时代,他满怀爱国激情和变革热望,不懈地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实践的磨砺,他开始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领导了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封建帝制。然而,这场伟大的革命并未改变社会性质和改善人民的处境。他又在“顿挫”中反思,最终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孙中山以其思想和行为成为“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典范。孙中山的进取精神植根于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大无畏的气概和求知不倦的精神。他以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为己任,并把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作为检验自己理论和实践的标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接受新事物,探索顺应时势的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付诸实践,展现了他审时度势、不断自我超越的品质和能力。
    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  孙中山十分推崇“天下为公”这一思想,常以《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表述自己的最高理想。这里,也包含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一定的认同。事实上,孙中山的“理想国”乃是“纯粹之民国”——“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这个国家应是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自由的、文明的、繁荣的、共富的。同时,还要符合人类的整体发展方向。为了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他医术精湛,本可成为名医过上安逸生活。但他为了救国救民,自觉投身革命,长期被迫流亡海外。他筹集的所有经费,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从不谋求私利,从不邀功,从不计较自己的地位。直到晚年身患绝症,仍抱着统一国家、捍卫民主共和的大志北上。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再表明自己此行“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博爱精神  倡导革命后,孙中山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道主义的精髓,应与三民主义一起倡行。他特别关注被压迫民族人口占大多数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曾直接支持援助菲律宾、朝鲜、越南等国的民族运动,注意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解放斗争。他认为“博爱仁者,为公爱而非私爱”,“能博爱,即能谓仁”。“仁”包括救世、救国、救人三种。他鞠躬尽瘁,一生实践对“仁”的追求。在国际上,广交支持、同情中国民主革命的外国朋友;在国内,团结争取有利于革命的人,宽待那些曾经反对甚至与他为敌的人。孙中山的博爱人文精神,既顺应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更为世人留下了关乎人生观、价值取向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孙中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国内,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帝制,促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同时也使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一种可能。这就为中华民族逐渐回到世界主流社会,迈向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亚洲,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洲觉醒发展的顶点。它与伊朗、土耳其革命,与印度自主自产运动遥相呼应,掀起亚洲资产阶级革命、改良浪潮。它还直接影响了越南独立党的成立及印度尼西亚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亚洲的整体历史进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世界,孙中山把“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现代政治观念介绍到中国,并通过辛亥革命贯彻到全社会,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对国际民主社会和当时的世界格局的新的整合具有积极意义。正因为这样,孙中山得到了中国和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与地区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敬仰。
    孙中山为崇高的理想献出了一切,虽然梦寐以求的事业未能及身而成,但并不妨碍他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同时,他的革命实践顺应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全人类。
    民国14年(1925)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内外纷纷举行哀悼和纪念活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革命政府成立治丧委员会,号召各地国民党人隆重纪念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的逝世给中国国民党中央致唁电,并发表告中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事业。即使是段祺瑞政府也发布下半旗志哀令,表示对孙中山的敬重。在北京,民众自发前往吊唁的达数十万人。在世界各地,如美洲、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华侨社团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以及一些友好国家、友好人士也纷纷发来唁电表示哀悼。这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事业和人格所具有的伟大的感召力。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自己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著文称孙中山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首都北京,每逢五一节和国庆日等重大节日或举行隆重庆典活动时,均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孙中山巨幅画像,以示中华民族永远缅怀这位民主革命的领袖。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世纪伟人,孙中山当之无愧。
    孙中山逝世已经近八十年,虽然,中国和世界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的丰富精神遗产依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在21世纪,中山精神将继续鼓舞中国人民为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奋斗。